福建长坑被称“骗术之乡”:电信诈骗企业化运作

  8月28日,新华网发布消息称,备受关注的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被骗猝死案中,最后一名嫌犯自首,至此,该案6名嫌犯全部落网。

  6名嫌犯中,3人来自福建安溪县,在公开报道中,安溪早已是电信诈骗的高发地。而安溪县长坑乡,更是被外界称为“骗术之乡”,长坑也被戏称“常坑”。

  澎湃新闻(www.thepaper.cn)梳理近年的公开报道发现,长坑的诈骗已持续十来年,“骗遍全中国”,诈骗活动已呈产业化、企业化运作。

  尽管长坑乡早在3年前就对外宣称,为遏制电信诈骗势头,要建立“乡不漏村、村不漏宅、宅不漏户、户不漏人”的高危人群档案,但时至今日,打击来自长坑等地的诈骗,仍是全国各地警方的重点和难点。

  安溪县一政法系统干部对澎湃新闻说,长坑人实际在本地搞诈骗的很少,多数是在外地,甚至还有不少人出国到了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地方实施诈骗。“有人说长坑乡是诈骗重灾区并不准确,只是诈骗者多长坑乡户籍。”

  该政法干部说,随着技术的革新,长坑乡的诈骗技术也在不断革新,“现在不少人已经不搞电信诈骗了,改行做网络赌博,来钱也快。”

  重症还需重典治。该政法干部称,在安溪本地被发现的诈骗案,最终量刑比其他地方重,“一般没有缓刑,都是实刑。”

  骗术“模式”化,分工明确

  早在2011年,20岁的福建泉州惠安人小任,就遭遇了徐玉玉一样的骗局,并被骗走3万多元。

  据海峡都市报报道,骗子自称“泉州市教育局工作人员”,根据国家招考政策,上大学可据国家招考政策获现金“补助”。但考生要和财政局联系,随后财政局的“王主任”教他在自助柜员机操作。

  小任被骗后才发现,“王主任”所报给的“财政拨款银行专用链接码”就是诈骗账号,其要求输入的“验证码”、“退款编号”等,则是转账金额,实际上是小任自己完成了转账操作。小任第一张卡余额转完后,对方谎称操作失败,骗小任借来另一张卡再次转账。

  上述报道称,2011年8月下旬起,惠安先后有20多名群众遭遇相似骗术,受害者多为当年高中毕业生或其家长。警方随后抓获了19名诈骗团伙成员,其中17人来自安溪长坑。该团伙2010年以来已经在全国20多个省骗了上万人,涉案金额2300万元。

  泉州晚报2012年的一则报道称,骗子的类似骗术早已模式化为“四步走”。第一步:声称有退税(费)补贴,提供号码供咨询;第二步:电话确认补贴款,诱导持卡去银行;第三步:遥控按步骤操作,成功转账;第四步:为防账户被冻结,得手后立马取款。

  骗局背后,是明确的分工:“搜罗购买个人信息”的信息组、通过“教材”学习应对说辞的电话组、为减风险取钱业务“外包”的钱卡组。

  实际上,出自长坑乡的骗术花样翻新,上述骗局只是其中一种。

  澎湃新闻检索媒体报道发现,出自长坑的骗术还有:“网上银行U盾需要升级,请登录本行网站升级”,储户登录该网站后,事先植入的木马程序窃取储户的账号和密码;建立“中国福利彩票3D胆码预测网站”,以能100%预测中奖号码诈骗;伪造刮奖卡免费发放,然后以交纳手续费、公证费及个人所得税为由骗钱;建立虚假公司商务网站,发布虚假打折产品信息并在百度做推介,骗取货款。

  还有“坏事”系列诈骗,如“你的亲人好友出车祸、生病住院、抢救、丢钱或被公安机关抓获急需用钱”、“银行账户被他人冒用”、“将账户内的钱转到‘安全账户’”等等。

  遭遇诈骗后离世的案例不只今年发生。羊城晚报2013年报道,来自长坑的诈骗犯罪嫌疑人,以预测中奖号码诈骗彩民钱财,一名受害人报案后自杀身亡。

  企业化运作,头目隐身安溪铁观音茶叶店

  据新华网福建频道报道,早在2006年,安溪长坑乡、魁斗镇就被认为是国内短信诈骗犯罪的发源地。当时,一些长坑人只是用一台手机和短信群发器,发送“本人通过特殊渠道获知本期六合彩的中奖‘特码’,有意购买者请致电联系”的信息,开奖日有电话打入后,再要求对方往银行卡内打“特情费”。

  据落网的诈骗者交代,在每1000个虚假短信中,至少有一两人上钩。诈骗者将受骗者套牢后一般可获取数万元甚至10多万元的“收入”,有的单笔短信诈骗金额可达300多万元。

  该报道还称,安溪县境内设在魁斗的一座移动电话通信基站,被媒体称为是“全亚洲最繁忙的移动电话通信基站”,一天发出的手机短信高达百万条之多。安溪县移动公司曾数次对这里的通信基站进行了扩容,但还是难以满足通信需要。

  与此同时,在魁斗镇和长坑乡的银行,也曾一度出现排队取钱的“繁荣”景象。东南早报2014年8月21日报道,趁犯罪嫌疑人在银行办卡取钱时,安溪长坑派出所端掉两个团伙,抓获8名犯罪嫌疑人。

  这一低成本、高收益的“暴利产业”产生了巨大的诱惑。上述新华网的报道称,魁斗、长坑的诈骗活动呈现家族化、规模化的苗头。一位长年参与打击短信诈骗的泉州市公安局工作人员说:“一段时间内,全国各地都有人来报案,外地警方前来泉州要求配合办案的也是接连不断”。

  但诈骗案屡禁不止。据《经济参考报》2014年报道,早期的通讯信息诈骗只是在团伙内部分工,随着犯罪手段的不断变化,现已演化为相互合作又相互独立的产业链。

  每一起通讯信息诈骗中,产业链上下游往往附着至少五个专业团伙:专司策划骗术、拨打电话的直接诈骗团伙;盗卖个人信息团伙;收集办理非实名电话卡、银行卡卖给诈骗分子的团伙;在互联网上搭建诈骗网络平台并与传统通讯网对接及提供任意改号、群呼服务和线路维护的技术支撑团伙;专门负责替若干个诈骗窝点转取赃款的洗钱团伙。

  2016年3月广东侦破的该省最大电信网络诈骗,正是电信诈骗“企业化”的典型。

  据《信息时报》报道,团伙总头目在柬埔寨设置假冒博彩网站服务器。从中国大陆地区招募的人员以旅游签证的方式入境柬埔寨,集中租住在波贝市,进行网络技术维护、网上转移赃款等流程。

  团伙总头目许某森本人隐身于茶叶城的安溪铁观音茶叶店,指挥境内外电信网络诈骗实施。团伙股东们平时以微信联系,通过电脑实时监控其他同伙的位置。团伙招聘49名伪基站业务员,分布在全国11个省市,他们把伪基站装在汽车上,四处流窜发送诈骗短信。

  业务员每日要完成至少10万条发送任务,工资750元一天。民警说:“光运行这个团队,每天的成本就要20万~30万。”该团伙涉案金案达1.4亿元,日均万余人网上被骗。

  警方查证,团伙11个股东全部是福建安溪长坑乡老乡,其中多人有诈骗前科。

  司法打击陷入“无震慑”困境

  2012年《安溪报》曾报道称,抓获电信诈骗分子692名,并宣称2012年第二季度的群众对社会治安满意率达95.69%,居泉州市第一位。而长坑乡政府官方网站显示,2013年5月长坑乡就召开会议,为全面遏制电信诈骗犯罪份子的势头,要求各村要按照“乡不漏村、村不漏宅、宅不漏户、户不漏人”的原则,进村入户,全面排查、掌握高危人群、外出人员的底数,建立档案。”

  2016年6月16日,泉州晚报报道称,安溪县高压打击电信诈骗,铲除电诈滋生蔓延土壤,目前已经实现电信诈骗犯罪“三转变”。

  以前的诈骗犯罪“团伙”,如今在社区矫治中转身为淘宝电商“团队”。

  但是,山东徐玉玉事件再次暴露当地治理电信诈骗的困境与难度。

  《经济参考报》2014年10月的一篇报道,采访了各地查办电信诈骗案的公安、法院,结论是目前对诈骗分子的司法打击,陷入了“无震慑”困境。很多诈骗案件证据对嫌疑人口供依赖过大。“如果嫌疑人有反侦察能力,一张电话卡用几天就换,一张银行卡转一笔就扔,在审问中不供述,基本上警方是不可能知道他曾经打过多少诈骗电话、诈骗成功多少钱、谁是受害者,也难以串并案件。”该报道引述广东茂名电白区公安分局刑侦大队大队长刘志远的话说。

  湖南省双峰县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庭长孙立新也介绍,由于证据落实不到位,“一个犯罪嫌疑人很可能已经骗到手几十万元,但是最后的定罪项目就是妨害信用卡管理,只有几个月的刑期,对犯罪嫌疑人几乎没有震慑。”

  在《经济参考报》的报道中,安溪县长坑乡时任党委书记的陈鲜明表示:“通讯信息诈骗的成本低,一个电话就可以去骗;风险小,当地警方抓到了没法判刑,外地警方抓到了退钱了事;回报高,当地一个电话骗上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成功案例数不胜数。通常诈骗成功拿到几百万元,公安机关仅能掌握几十万元的证据。”

  8月28日,安溪县一政法系统干部对澎湃新闻记者表示,目前在长坑乡的年轻人不多,基本剩下一些留守儿童和老人,还有一些做茶叶生意的农民。但每到过年时,就各地的人都回来了,街道上也随处可见各种豪车。

  该干部称,长坑人实际在本地搞诈骗的很少,多是出去外地,甚至还有不少人出国到了菲律宾、柬埔寨等地方实施诈骗。“所以有人说长坑乡是诈骗重灾区并不准确,而是诈骗者很多人是长坑乡户籍。”

  该政法干部说,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革新,长坑乡的诈骗技术也在不断革新,“现在不少人已经不搞电信诈骗了,改行做网络赌博,来钱也快。”

  重症还需重典治,从近年来安溪官方的表态看,该县对于电信诈骗的惩治力度在不断提高。该政法干部直言,在安溪本地被发现的诈骗案,最终量刑都是相对比其他地方重。有些地方交罚金就可以判缓刑,安溪一般没有缓刑,都是实刑。